陆 铭*

去年在巴黎，我看到房价飞涨，在并不是太好的地段，房子都卖到1万欧元（相当于10万人民币）一平米。即便如此，巴黎的人口最近几年又开始增长——这里，我说的不是巴黎大区(Ile-de-France)，而是巴黎市。有趣的是，有些法国同事还固执地认为仅仅是巴黎大区的人口在增长，而巴黎市的人口却在下降。我估计他们是很久不看统计数据了，其实，好几年前，巴黎市的人口就扭转了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法国朋友告诉我，在巴黎还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中产阶级大量地搬离了市中心，而现在住在市中心地段的，有两类人，一类是高收入者，一类是低收入者。

千万别认为巴黎的故事是个偶然。我在一连串的文章里都讲过，决定现代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最优规模的，主要是由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增加，一方面消费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增加，一方面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更方便地互动，而这对于一个城市（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来说特别重要。原因很简单，服务业的产品就是服务，而服务的可运输性非常差，因此，它的生产和需求往往都是本地化的，这就需要服务业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最好能够住得近一些。在服务业中，还有一类是高端的，这类服务业往往是知识和创意密集型的，而知识和创意的生产与传播往往也需要借助于面对面的互动。从事这类行业的人都知道，并不只有学校才是知识和创意的生产与传播基地，新的思想往往是产生于咖啡馆里的一次碰撞。事实上，一个城市的活力之源，就在于这个城市的思想、知识和创意，只有这样的思想、知识和创意才最终提升了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成为支撑城市的消费、房价和地价的根源。

现代大都市的居住模式就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过程中形成了，中产阶级搬离市中心并不是偶然的，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一起住在市中心更不是偶然的。一个都市的繁华意味着消费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富人的收入能够支付这样的消费，同时，他们也在消费和交往中交换着信息，创造着思想和机会。而所有这些，也必然需要另一群人在服务业里工作，这部分人不需要创造，但需要熟练，不需要聪明，但需要敬业。当现代的高科技（特别是电脑）将大量的制造业岗位占领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职业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从传统的制造业中被排挤出来，他们如果不能成为电脑替代不了的大学教授、医生和金融家，就只能进入酒店、餐馆和家庭，提供熟练的服务。由于他们的收入不高，所以，他们也不能住得距离市中心太远，因为每天花钱花时间上班，还不如在市中心租个小房子住。在巴黎这样的城市，低收入者甚至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居住的补贴，以使得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居住并且工作。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在工作之余的消费中获得的知识、创意和机会不像高收入者那么多，而他们的收入又使得他们宁愿住得远点，舒适点，每天可以开车上班。

能够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恰恰是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住在一起的城市。高收入者离不开低收入者，如果不是有一群人熟练地提供着包括照料家庭和办公室秘书这样的工作，那么，高收入者整天忙生活琐事，哪有时间去提供创意？事实上，正是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中，高收入者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再生产”。低收入者也离不开高收入者，如果不是高收入者用思想、知识和创意去产生价值，那么，就很少有人能够支付得起消费服务的价格。在中国，城市正在迅速地长大，这个国家正在努力建立创新型的社会。我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中国还有大量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时候，怎样建立起创新型的社会？其实，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真正在从事创新活动的人永远只是一小部分，而恰恰是这一小部分人的创新活动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则成为了创新型人才不断被“再生产”的保证。

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不应该惧怕收入和工作的分化。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的大都市）不应该拒绝走出传统农业的人们。恰恰相反，城市居民应该成为创造者，并且用自己的收入支撑起一个服务部门，为那些走出农村的人们提供工作岗位。不仅如此，城市居民还应该有能力为农民兄弟们提供培训，让他们能够具备在城市里熟练工作的技能。如果做不到这些，相反，却一味地怕外来的劳动力挤占了自己的工作和福利，那只能说是城市居民自己的不自信。

同时，我也反对一种流行的观点，简单地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城市贫民窟是合理的。在一些国家，城市贫民窟的大量存在恰恰是因为农村和城市居民没有平等的就业权和发展权，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们也得不到平等的对待。也恰恰是因此，进城的人们哪怕是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哪怕在城市里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他们也好歹能够享受一点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比生活在农村还是好一些。我们不能把一些国家的贫民窟作为发展的必然，而更应该找寻在发展中不出现大面积城市贫民窟的经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该是建立在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和谐的城市应该是不同收入的人群相互需要的城市。如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只是因为农村的生活和公共服务太差了，而城市又充满着歧视和排斥，那样的发展即使不能说是失败的，也肯定不是可持续的。

写给不想做学术的学生们

 陆  铭*

 茶座什么都谈，不知店小二能否容我对学生们说几句，这是在毕业时节最想说的话。近些年各地走走，学界朋友聚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对学生的感慨，无非是说，现在认真读书的人太少了。到了学生这边，觉得自己的论文一定是能通过的，不如把时间花来考CPA和CFA。一位学生感叹到，周围八个同学有七个在考证，自己也准备不再只是“读书好”，而要努力爬到更高的“社会阶梯”。

很多人先验地判断，认为我不喜欢学生去实习和工作。其实不是，我最优秀的学生除了个别走上学术道路，其余几个都是既实习又工作的。在我眼里，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唯一区别只是他有没有认真地完成过他的使命，那就是做好一项研究，完成他的毕业论文，收获他应该收获的，因为无论未来做什么，这种简单的认真都是重要的。这话由我来说没有说服力，所以，还要请店小二允许我摘录两篇我最优秀的学生的毕业论文后记。

后记之一

本文基本上可以算作是我三年硕士研究生学习生涯的一个简单总结。仔细想来，这篇论文已经做了整整一年了；而如果从数据的收集算起，则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了。两年前，在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大力支持下，陆铭、封进、许庆、樊潇彦等几位老师带领我们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一帮学生，开始筹措在上海市全市范围内进行一次主题为“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的调研活动，而我则有幸参与了从问卷设计、方案制定到实际调研的整个环节。坦白讲，整个调研活动的实施过程遇到了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在中心几位老师和我的师兄弟师姐妹不计回报的辛勤付出下，调研还是蹒跚着走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我在浦东新区潍坊街道一户下岗职工家庭所遇到的尴尬场景，还是记忆犹新，当时他们拒绝回答我的任何问题，只是不停地诉说和抱怨生活的艰辛，还不停地向我诘问“你们的这个调研能帮助我们解决切实的生活困难吗……”。但不管怎样，当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奔往位于上海南陲的奉贤区进行最后一批的调研时，我知道，此次历时半年之久的活动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做过实证研究的人都有体会，数据的获得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冗繁的数据处理工作，而这一步工作的完成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之后的统计与计量分析能否取得“成功”。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针对各种各样已经或可能存在的数据问题进行了适当的处理。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这一段枯燥乏味的工作实际上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它为我后面的分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的工作是按部就班的，去年暑假，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已经基本完成，之后几经修改和完善，到今天才算最终完成了全部的工作。本论文（实际上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已经被一家还算有名的匿名审稿杂志所接受，也曾经在去年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经济篇）上报告过并且获得了三等奖。但坦诚讲，作为一项应用研究，我个人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篇如何优秀的经济学研究论文，特别是在学术层面上。这绝不是虚伪的谦虚之辞；我只是觉得，自己“认真、踏实且规范”地完成了一项研究工作，并且这项工作的结果还是基本令人满意的。

说到这里，我想对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那就是，对于不走学术道路的硕士研究生而言，究竟需不需要认真努力地去做一篇规范的经济学论文。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言论，“本人既不读博又不出国，没必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虚无缥缈的研究上，随便写写能过关就行了”。去年奔波于找工作的忙碌时节，我曾经偶然问起一个同学有关毕业论文的事情，他的表情让我觉得自己问了一个“外星人”式的问题；“你觉得我们会因为论文而毕不了业吗”，这是他的回答。诚然，在目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体制下，绝大多数的学生不会因为毕业论文不过关而无法顺利毕业。但我觉得，也恰恰是因为这个事实，毕业论文才能够真正折射出一名学生做事的态度和做人的品格。如果在毕业论文方面随随便便地蒙混过关，其实对不住的并不是导师和学校，而是自己的良心和那一纸印制精美的硕士学位证书。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习惯于凡事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那么，“做一篇规范的经济学论文”这件事情的成本与收益孰重孰轻呢？为写论文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无疑是主要的成本，但前提是，它们的机会成本应该是有价值的，而据我所知，很多学生并没有如声称的那样将大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赚钱”和“考证”上，而是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了。……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我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研究上，也并不一定就能做出优秀的论文来，这里面充满着不确定性。这其实又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对于我们这些不走学术道路的研究生来说，应当做什么样的研究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真的没必要非得做“惊天动地”的研究，那是大师和天才们的事情；我们也没必要非得追求学术层面的深度和难度，那是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同学的事情。我们要做的，简单来说，就是认真、细致而且规范的研究，这是底限。我始终相信，选定一个还算有意义的研究题目，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累积性的工作，认认真真地写出一篇规范的经济学论文，同样能够得到导师和同学的肯定与认可，同样可以对得住我们硕士研究生的身份。

后记之二

我在写这篇后记，意味着我已经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这篇从零六年夏天我开始着手处理数据的之后倾注了我和导师许多努力的毕业论文。我在写这篇后记，意味着我在复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即将告一段落，我可以静下心来，回顾体味我在复旦度过的这三年时光。我在写这篇后记，意味着我在以一种方式告别我的学生时代。我在写这篇后记，心里充满了激动，一直的感动，和最初的心动。

从踏入复旦的校门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我就很清楚，三年后我会离开这里踏上社会，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告别我的学生时代。我没有在继续学术研究和开始工作这两条道路之间有过片刻犹豫，这份犹豫早在本科学习的四年间被清晰地沉淀。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认真地写论文，做每一个细致的工作，我乐在其中。让我快乐的不是论文被发表了的消息，而是我导师的每一句肯定和鼓励，我自己的小小成就感。我珍惜和清华北大的学生一起竞争得到的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一起实习的机会，飞快的工作节奏繁重的压力，我乐在其中。让我快乐的不是这份实习带来的简历上光亮的一笔，而是我学会的忍耐和坚持，我自己的小小满足感。让我快乐的是，我发现，写作论文时的字斟句酌和在工作中撰写报告时需要的认真是一样的，处理调研数据时的细致和在工作中处理分析数据时需要的耐心是一样的，做调研问卷时与各式各样的人去沟通交流和在工作中与形形色色的人去周旋是一样的。看似两条分叉的道路，是一直都有交集的，都需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我想每个在写后记的人一定都会想着，这三年，我收获了什么。我收获了什么呢？除了一份好工作带给我的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一份好实习带给我的对现实社会更亲密的接触，我收获了和导师一起发表的几篇倾注了导师许多心血的文章，我收获了每个周二在导师组织的讨论会上听到的许多篇有启发的好文章，即使没有启发出我这个没有多少学术天赋的学生写出多么杰出的学术论文，但至少也让我领悟了什么是好的学术文章。这三年，我对学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学术不是符号，不是公式，没有密码，学术不是深奥，不是复杂，学术是在生活中充满了的值得研究的课题，是我身边的学问，让我学会去观察生活解释生活。我感激我的导师让我相信经济学也可以是有人情味的，学术是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的，是可以做些什么，对这个我们生存的世界有所贡献的。我收获了在这样一个互相交流、迸发智慧的讨论会上两次报告文章的经历。我收获了对合作和坚持的认识。我收获了每次导师和我们谈做人做学问时的感悟。我收获了一份坚持和踏实走好每一步的决心。我知道，我不够聪明，但我努力。我不够创新，但我细致。我不够杰出，但我坚持。我不够学术，但我认真。我不够做学术的天赋，但我有一个总是给我最好指引的导师。……

几句评论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学生写下的话。我对学生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是因为去做了别人认为重要的事而成功的，相反，倒是有很多人只是去做了自己热爱的事，最后倒是成了大事。这是条法则，不管你是去挣钱还是去做学问。一个成功的人，其实不在于他有多聪明，而是他首先拥有了一种气质，为自己所爱的事业而工作。我愿学生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了去养成这种气质。成功不是计算来的，不是被别人说出来的，它是在简单的快乐和坚持中不期而至的。

　　“公平是个人不能提供的，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撰稿·汪伟（记者）

　　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比较优势，代价是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的安全网遭到了破坏。现在到了再次调整改革战略的时候。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陆铭接受了本刊专访。

　　《新民周刊》：在计划经济年代，单位就是城市职工的保障，改革开放之后，这个保障慢慢消失了，很多人都有一种失落感和不安全感。

　　陆铭：在社会主义工业的原始积累阶段，它采取的措施是压低职工工资以做高利润。而工人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点，原因是国家与职工存在一种隐性契约：虽然我给你的工资是低的，但是我提供给你所有的社会保障。养老由企业包下来，医疗、住房和子女教育基本上免费，而且没有失业的风险，连后事也有单位出面料理。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非国有部门，这些部门的负担较轻，国有企业相比之下成本高、负担重，竞争乏力，所以从1980年代中期，就产生了社会保障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企业从保障功能里退出来是竞争的一个必然结果。

　　企业退出之后，社会保障功能应该由国家承担起来。在我们国家的财政分权体制中，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一直是由地方财政支出的，但地方政府没有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热情。因为评价和考核地方干部长期唯一抓住的指标就是经济增长。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能够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但它的效应在一届政府的任期内是看不到的，官员的热情在大型工程项目上。GDP增长的短期目标取代了长期目标，导致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长期欠债。

　　《新民周刊》：你刚才提到国家与城市职工的隐性契约，这种契约关系是怎么形成的？

　　陆铭：政府以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工人工资的方式，从农民和职工那里拿走很大一部分收益，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对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来说，最终目标是实现强国富民。这个目标与解放之初国民的意愿是一致的。通过社会动员，国家又向民众灌输了一种想法：除了这条抑制国民消费、把财富集中到国家手里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能够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这就是隐性契约能够成立的深层原因。

　　然而，重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方式并不能达成强国富民的目的。当这条道路被证明不成功的时候，就必须调整资源利用方式。原来的那个国家与职工的隐性契约没法维持了，国家就单方面从契约中退出来了。

　　《新民周刊》：国家退出发生在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方式退出的呢？

　　陆铭：这个时间点可以划在1996年，这一年是分水岭。1980年代到1996年之前，在作为就业主渠道的国企里，职工工资水平一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两者年均增长率都在5％-6％之间，社会贫富差距也不大。国企仍然承担着社会保障的功能。

　　1996年国企改革之后，中国的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明显加快了。一是因为甩掉了社会保障的包袱，降低了成本，二是通过下岗，裁掉了大量员工，提高了生产效率。经过这次改革，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相对越来越高，而价格相对越来越低，形成了竞争优势，而代价就是国家单方面从契约中退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福利的安全网遭到了破坏。

　　我现在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拿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2年的数据相比，行业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在加剧。这说明，在1996年以来的改革中，竞争力比较强的部门和个人以及垄断性的行业，受到的冲击都比较小。改革主要伤害了一部分竞争力弱的人，主要是他们承担了这次改革的成本。

　　《新民周刊》：哪些领域的退出对福利安全网的伤害最大？

　　陆铭：国家退出隐性契约的过程中，也设计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住房和养老对接不错，但医疗和教育问题很多。国家在这两个领域大踏步后退，空白全靠私人自己来填补。有人认为教育和医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品，因此可以完全市场化，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医疗和教育关系到社会在起点上是否机会均等，关系到公平，而公平本身是公共品，我们对公平有需求，但公平是个人不能提供的，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公共服务市场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筹资的市场化，一个是提供的市场化。我们的误区在于筹资的市场化过了头，而提供的市场化不够。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社会和私人花费比例迅速上升，而国家的资金比例迅速下降，市场化过了头；而从提供方面看，主体仍然是垄断的国有部门，竞争不够，造成了费用高，服务质量不好。

　　《新民周刊》：恰恰在你说的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领域，最近几年开始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还将实施新的“医改”。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今天政策的取向所有不同？

　　陆铭：中国转型的时点已经到了。标志性的现象就是中国经济出现了内外双重失衡。内需不振，投资过多，出口太多，外汇持续增长。这些结构性的矛盾让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改革战略和国内结构的问题。

　　和1996年前后相比，今天的社会需求变了。随着社会平均收入提高，人的需求从吃饱穿暖而进入到教育、健康、安全与环境，这些都不是纯粹的私人品，人们因此对政府责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条件也不一样，以前政府穷，私人部门小，公共品方面投资少一点，基础设施上投资多一点，还可以理解。当存在一个强大的市场，以前只能由政府做的事情，比如说修一座桥，现在完全可以由市场来做，政府的职能就到了必须转变的时候了。

　　另外，随着国内收入差距扩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带来社会不安全，导致犯罪率上升，随着环境污染、矿难频发以及消除贫困能力停滞不前，社会对公平的需求在增长。

　　中国改革有一些内在的机制，这些机制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系，反映在我们需求、私人部门的强弱、市场机制完善的程度和开放的程度等方面的变化上。这些变化左右了每个阶段的改革战略的调整。

　　《新民周刊》：有人担心，中国重建福利的过程会削弱市场的机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陆铭：以前有这样的例子，一个人从医院里用公费开了一大瓶药回家，然后把药倒掉，他就是要那个瓶子。公费医疗容易造成浪费，全世界都是这样。为了避免这种浪费，政府的福利只能限于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比如社区医疗和基本水平的教育，但在高端的医疗和高质量的教育上，不妨市场化。

　　未来的制度设计，应该是回到筹资以国家为主，提供则要引入竞争，通过包括所有权私有化等方式，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垄断往往会扭曲资源配置。“新农合”的实施中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苗头，定点医疗机构利用垄断便利套取不当利益。

　　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市场迟迟不能开放，提供受到管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利益作祟。宿迁的医改遇到那么多的阻力，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新民周刊》：社会保障还没有实现普遍覆盖，很多人享受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大概是重建福利中最大的挑战吧？

　　陆铭：实现广覆盖是重建福利体系的核心，也是还旧债。广覆盖之后的问题是要全国统一。在养老和医疗保险中，都有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区分，这样做的初衷是想缓解政府退出过程中的矛盾，但实际上根据身份不同分割了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应该是统一的，现在除了身份分割，还有地域分割：省和省之间不流动，市和市之间不流动。大城市人口老龄化严重，很多大城市都是通过外来劳动力来支撑本地劳动力的养老。但等待外来劳动力年纪大了，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只能带走个人账户的部分，企业替他交纳的比个人交的要高，但是带不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损失。还有城乡分割。农村人口能享受到的福利种类少、覆盖范围窄、水平低。很多常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没有城市户口，很多人因此没有社会保障。更大的问题在于，很多教育良好的白领也没有城市户口，他们不会离开城市，等到他老的时候，谁来给他们发养老金？■

陆  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现在，中国的白领出国，估计会觉得那些发达国家的人们生活并不值得羡慕。不是吗？进饭馆吃饭，两三个菜的价钱，换成人民币，在中国可以摆上一桌。生了孩子得自己带，因为保姆太贵，所以，想要两个孩子的爹妈往往连着生两个，一起带有规模经济。这日子哪像在中国那么好？饭馆随便进，怎么吃也不会破产。生孩子的可以请月嫂，没孩子的可以请钟点工。有了车有了房之后，中国的中产阶级大概不再羡慕国外的生活。

实际上，中国城里人的好日子，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好日子是建立在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的基础上的。在欧洲，最低工资1000欧元的国家，一般白领的月收入也就2000欧元，大学教授差不多挣3000欧元一个月，那当然就得自己做饭，自己带孩子了。但是在中国，发达地区的白领一个月挣2万的人估计不在少数。在上海，“截至今年3月底，共有29.2万名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在规定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了2007年度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同比增加22.6％；申报年所得额1116.6亿元，人均申报年所得额38.2万元”。相比之下，请个月收入1500元的保姆，或者去饭馆人均消费100元（在欧洲可以买一个菜，或者好点的饭馆里的半个菜），当然不在话下。长期以来，源源不断的进城农民工工资要求不高，收入增长缓慢，他们在城市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自然就便宜，但是，这不是城市持续发展的模式。

未来的中国城市如果要发展，服务业是关键。我常常半带开玩笑地说，现在城市服务业发展之所以慢，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时间的人没钱，有钱的人没时间”。相对于工业制造品的需求而言，服务需求随着收入提高增长更快，收入越高，消费越多。同时，服务消费通常也是要花时间的，不管是理发，还是看戏。所以，服务消费是一种既要有钱，又需要有时间的消费。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另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当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动以服务业为主时，其产品需求将日益被本地化。原因很简单，工业制成品的可运输性很强，因此，其需求可以来自于其他地区，甚至世界各地。这时，在一个城市内部“有时间的人没钱，有钱的人没时间”并不太要紧，产品可以卖到别的地方（甚至国外）去。而服务产品的可运输性很差，因此，无论是生产型服务业还是消费型服务业，其需求将大量来自本地。这时，怎么让有时间的人也有钱去看电影，怎么让有钱的人能有空去茶馆里坐坐，这对于服务经济的发展就特别重要了。

在中国，人们必须换个脑筋来看“发展”。发展不是说把农民从落后的农村和农业迁出来，往现代的城市和工业里一扔就完事了，不是的。中国的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90%左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对较慢，但随着城市化进程以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 30年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可能会超过75%。中国的城市应该认真思考的是，未来的城市如何“和谐发展”？如果城市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在上海已经高达25%，——如果像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城市里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教育的回报差距也不断扩大。我们的研究还发现，没有户籍的外来移民都更倾向于聚居在一起，并且他们对生活状态更为不满，对社会和政府都更不信任，那么，中国未来的城市就可能会出现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和奥斯卡获奖影片《撞车》里的场景何其相似？

今后，无论是因为近年来出现的劳动力短缺，还是因为城市逐渐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需要，城市的劳动力价格和服务价格都将出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在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后，应产生这样一种状态，随着城市的低收入阶层收入普遍有所提高，城市的服务需求总体上将迅速提高。在更多的人能够消费服务的同时，城市服务价格的上升将可能使一些中产阶级对于服务的消费量相对增长较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城里的富人不能再依赖低廉的服务价格来生活。

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关心收入差距为什么有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不利，放在中国城市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背景下来想想这个问题，格外的有意义。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一个常常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在发展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经济上强势的人们往往更加有影响力，而他们则更为关注自己的相对利益，结果是，经济政策的制定往往更多地维护了强势群体的利益。在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中，城市的政府和居民常常担心在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里纳入更多的外来人口会造成“拥挤”。这种假定蛋糕的大小给定了，自己分得越多越好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了。道理很简单，如果缩小不平等的政策能够有利于增长，从而使蛋糕做大，即使既有的城里人分得的相对份额缩小，其绝对量还是有可能增长。当然，平均分配也不能过头，过于平均的分配也会不利于蛋糕的做大。从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来看，把蛋糕做大，分得平均一点，这是很多国家所走过的持续发展之路，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来说，推进城市内部的社会融合也同样重要。

灾后的重建是巨大的工程，从孤儿的收养到残疾的救治，从学校的重建到文化的保护，绝不是一两年可以结束的。地震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一次持久战。现在，当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创伤一点点被平复时，我们的关怀也应该是持久的。

前些天，我很高兴地得知，我10多年前就读的安徽马鞍山二中的校友，发起成立了一个基金，近期的目标是为灾区建设临时性的教室，中期目标是建设一所小学，长期目标是在各个方面帮助偏远贫困地区的学童。我为自己是这样一所学校的校友而感到光荣，同时，我也感谢基金的发起人将我列为发起人之一。在这里，我向读者中的二中校友发布这个消息，呼吁您和我们一起向灾区的孩子们献出爱心。

看到媒体里报道的那些人们，看到那些志愿者，那些军人，那些干部，看到他们的故事，我感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在灾害面前，在全世界人们面前，中国人的行动表明，这个民族是团结的，是伟大的，是有力量的！

二中的校友可通过联系校友来捐款，或者发邮件至：yushanhufund@gmail.com了解捐款事宜。

目前的倡议人及各届联系人：
刘建红 1981——1984二中学生。jenniferljh000@hotmail.com 13956228958
徐立宇 1982—— 1988二中学生。5557200@vip.sina.com 13605557200
周 沛 1983——1989二中学生。http://zhoulab.biochem.duke.edu/
杨 弋 1983—— 1989二中学生。morgan.yang@Linde.com 13901898723
陈肇强 1984——1990二中学生。zqchen@sjtu.edu.cn 13764270021
葛信晔 1984——1990二中学生。ge_xy_cn@sohu.com 13817822435
陆 铭 1985——1991二中学生。lumingfd@gmail.com 21-55665303
杨 捷 1985——1991二中学生。yanghaoj@hotmail.com 13701834549
王栩叶 1986——1992二中学生。wangxuye@gmail.com 13916057107
王 恺 1986——1992二中学生。prayer@china.com 13901611527
杨 力 1986——1992二中学生。abtiger2003@hotmail.com 13806084006
杨 婷 1986——1992二中学生。yangtingyt@sina.com 13621765046
赵 扬 1986——1992二中学生。econbird@hotmail.com 13818770774
陈亦彤 1986—— 1992二中学生。wzcyt@hotmail.com 13706661696
张 青 1986—— 1992二中学生。kallenzh@hotmail.com 13501794630
戴言川 1986—— 1992二中学生。dai.evan@hotmail.com 13509695436
章孝林 1986—— 1992二中学生。zhxldjx@sina.com 13818226287
江 艳 1987—— 1993二中学生。joanna.jiang@invista.com 13764534075
濮 琳 1987—— 1993二中学生。linxinshi@hotmail.com
张坦中 1987----1993二中学生. eyeinwindz@hotmail.com
王 磊 1988----1994二中学生 13817187977
刘 延 1993—— 1999二中学生。tyler_liuyan@hotmail.com 13774278480
章娅玮 2001—— 2007二中学生。 yahwehchang@163.com 13818511401

中国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收入流动性也比较高，这一点与美国的情况很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如果要保持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或者像大多数发达国家那样，将收入差距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或者像美国那样在收入差距较高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的收入流动性。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情况。第一组比较是1979-1988这10年左右的美国和在几乎相同时期的中国农村。在美国最低收入的20％的人口组别里，经过10年以后只有14.2%的人仍然留在最低收入组，相反，在最高收入的20％的人口组别里，10年后有64.7％的人仍然留在最高收入组[1]。再看1978-1989年中国农村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农村与美国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农村，最高收入组里40.3％的人在经过10年以后仍然是在最高收入组，同时，在最低收入组里，只有35.1％的人仍然留在最低组[2]。这说明，在中国农村大家都有希望变成富人，但是如果你不幸成为最穷的人，你几乎没有希望。但在1980年代的美国则恰恰相反，如果你有幸成为最富的人，你富有的地位相对来讲很容易得到保持，但是对于穷人来说倒反而有希望摆脱最低的收入组别。所以，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呈现出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特征。

另一项最近的研究比较了1990-1995年间的中国和1993-1998年间的美国的收入流动性（见表10.6），表中的数据表示在起始年份在纵轴表示的某个组别的人口到终点年份后在横轴某个组别的人口的比重。结果显示，同样是6年的时间跨度中，中国社会比美国社会体现出更高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在左上至右下的对角线上，这些数字表示收入组别没有发生变化的人口比例。数据显示中国的这组数据明显地低于美国。[3]

近年来中国巨大的社会转型中是不是仍然维持了较高的收入流动性？有研究利用1989、1991、1993、1997和2000年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中的家户收入数据测量了这11年间中国家户收入的流动，发现中国的家户收入流动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并且高于美国、西德和比利时同期的收入分布的变动。[4]这些较新的研究得出了比较乐观的结果，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有着与美国几乎相同的统计上的收入差距，同时，中国与美国一样并没有因为收入差距而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

但是，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在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下的富人利用自己的权势产生收入，然后再用收入投资于权势，那么，中国的收入流动性可能出现下降趋势，而这一趋势在研究中已经呈现。[5]这提醒我们，目前中国的高收入流动性也许并不值得我们乐观，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伴随着收入流动性的下降。

 
第一章  导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开放之路

从经济增长走向发展平稳，这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市场化道路，一条不断调整其适宜制度的改革开放之路。

1978年，刚刚结束“文革”的中国百废待兴，灰色仍旧是人们衣着的基调，春天的新绿已经悄然绽放。这一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92年，在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中国，对于市场化改革的疑虑笼罩华夏大地。这一年，邓小平在南方中国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发展才是硬道理。”[1]

2008年夏天，第29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这是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走向一个经济大国的标志性事件。此时，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之后的一年，距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大约正好30年。30年前，奥运会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的经济地图已经为之改变。

然而，改变的还不只是经济地图。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汤森和沃马克（Townsend and Womack, 1986）早在20年前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所评论的那样，“这表明了一种日益增强的信念，即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它应当有一个不同的标签。”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个年头之后，她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给世界留下的不只是惊叹，还有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究竟与人类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有什么不同？中国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道路对其他同样处在发展进程中的国家有什么启示？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前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以激进的方式实施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中国则在30年的时间里一直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战略。曾经有一度，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用渐进的方式进行了改革，避免了激进的改革方式所造成的经济衰退。现在，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待中国的转型，她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以价格自由决定和要素自由流动为标志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民营经济也在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占有了绝对多数的比重。此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发展道路所具有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从计划到市场”这样一个“转型”的叙事，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发展”二字，重新将30年改革开放放在一个更大尺度的发展中大国的背景下去审视。

在这本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道路的书里，我们将尝试超越通常的数字罗列和历史描述，把经济发展的历程放在一个大国治理结构中去理解，把“发展”理解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互动过程。[2]我们的理解是，“发展中大国”的特征是影响中国30年的发展道路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作为一个在人口、面积和经济规模等方面的“大国”，中国拥有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同时，在国家层面的公共品提供方面也可以获得规模效应（包括国防、尖端科技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为了获得大国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保证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同时，为了克服高度集中的弊端，中国对地方政府采取了经济分权的经济治理方式，地方政府在制定有关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且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分享当地经济发展的收益。因此，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治理结构适应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大国治理结构之下，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大国发展的奇迹。与此同时，在经济分权体制的大背景之下，市场化改革也导致中国出现了发展的“双重失衡”，对内出现了城乡间和区域间的发展失衡，以及公共服务领域内的不均等，对外，近年来出现了贸易和国际收支失衡。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另一个结构性特征是社会关系广泛地存在于交易过程之中，形成了所谓的“关系型社会”。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关系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一旦社会关系网络嵌入到新生的市场体制中去，就可能加剧人际间的不平等，成为高速增长下的“双重失衡”的又一重要的结构性背景。当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治理结构下的公共权力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时候，就可能加剧不均等。同时，社会关系的“本地化”又会加强分权体制下经济的“本地化”，不利于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实现。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双重失衡”的挑战成为推动中国进一步调整大国治理结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机制。正是在这一时刻，中国站在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经济、政治和社会互动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她还必须面对自己深厚的历史和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殊性。在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通过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而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由于有了“发展的共识”，中国政府通过构建价格体系、实施有效激励和催生民营部门做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无论这条发展道路在今天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中国在过去30年里已经创造了大国发展的奇迹，不仅因为她所获得的高速增长的成就，更因为她走出了一条不太一样的发展道路。

今天，中国，而她的目标是“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到二0二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3]为了这些目标，中国如何迎接发展失衡的挑战？

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根据过去、为了未来，研究现在。”[4]对于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而言，理解改革开放的起点同样是必须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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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2] 在本书之前，吴敬琏（2003）和Naughton（2007）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基本上采取了分部门和断代的叙述方式。

[3] 引自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滕茂桐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页。

  中国持续高增长如何可能？

陆  铭

在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每年高于3%。但是，无论是从资本积累来看，还是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来看，中国的速度都会放慢。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要维持像现在这样的高增长，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就大概需要保持年均4%以上的增长率。前些天，哈佛大学资深的亚洲问题专家帕金斯受邀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给出了这样一个判断。中国的增长率下降到年均6%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毕竟，中国年均近10%的增长率已经维持了30年，这已经是一个世界纪录。根据帕金斯的估算，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基本上在人均GDP达到13300美元（按2005年价格计算）后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

帕金斯给出的两个判断多少显得有些矛盾。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结果来看，随着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放慢，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难以超过4%，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就会放慢。但如果从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标准出发，中国还可以乐观好一阵，毕竟，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才刚刚超过2200美元。

其实，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两个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结果，与中国是个大国有关，也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够知道未来中国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如何实现。中国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几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是在面积还是人口意义上都绝对是个大国。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来自于东部，中国对其他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主要是东部的追赶。如果一定要与其他几个亚洲经济体作比较，那么，拿中国的某一个或几个省来比较，可能比拿全国来比较要更合适。换句话说，中国的东部可能因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即将迎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期，——比如说，上海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在2007年已经达到64592元，超过了9000美元，——但是，中国广阔的内地可能才刚刚进入大规模承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并且加速追赶的时期。

帕金斯的演讲结束后，我提了两个问题。第一，正如他所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重要的，经济结构转换（特别是城市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生产率的增长和结构转换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中国过去30年略高于年均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在城市化被压制的条件下获得的，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快速的城市化阶段，这是否可能带来一个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二，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个大国，内地进入一个加速追赶的时期，是否有可能使得中国整体上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帕金斯回答说，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进入工业，这样的结构转换的确可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对于中国内地省份的追赶，帕金斯认为像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更可能成为下一轮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毕竟，中国的内地省份没有直接的出海口，在制度等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

我的看法是，帕金斯的回答虽然正确，但他可能还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那就是劳动力流动。不错，如果孤立地来看中国的内地省份，那么，它们的确就像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一样因为地处内地而缺乏发展制造业的优势。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是独立的国家，并且地处内陆，那就既不能将劳动力转移到沿海国家去，通过商品的长途运输来进行国际贸易，成本又太高。而中国的内地省份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的一个部分，只要劳动力流动是自由的，那么，通过让内地劳动力流动到靠近沿海的地区，就相当于内地省份拥有了出海口。帕金斯看到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他忽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还伴随着人口的迁移，在人口的迁移过程中，劳动力可以在沿海地区集聚，而集聚效应持续发挥则可能成为未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源泉，甚至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加速的城市化和经济集聚过程可能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超过过去30年。

当我把这篇短文的初稿给陈钊教授看的时候，他提醒我，我还应该谈到大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互补性。的确如此，如果是一个小国，它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只是短短的一环，它或者是整体上处于劳动力低价的阶段，或者进入劳动力成本较高，必须依靠创新来发展的阶段。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同的地区就好像由不同的小的经济体组成，而这些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恰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得整个中国可以在国际分工链条中覆盖一段，而不只是一点。换句话说，当中国的沿海地带逐渐进入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之后，内地仍然有很大的潜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曾经有一次国际会议上，来自非洲的同事就向我感叹道，来自中国的产品既有奢侈品，也有最便宜的，让最低收入的人们也买得起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大国特征在这里尽显无遗。

把上面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中国未来是否可能维持高增长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我们没有涉及其他有可能影响长期增长的因素，特别是制度方面的制约和国际环境中的风险。——从总体上来说，如果中国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和经济集聚来提升劳动生产率，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可能弥补资本和劳动增长的减速，为经济的高增长提供持续的活力。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将不断有大量来自内地省份的劳动力实现对较发达地区的追赶。也就是说，在世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追赶”主要是指一个相当于中国的省（或几个省）的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而在中国，这种追赶可能首先表现为“内地人”的追赶，所不同的是，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内地人”的追赶完全可以在沿海地区实现。更重要的是，当现在沿海达到的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逐渐扩散到内地的时候，区域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区域间的发展也会逐渐趋于平衡。

强烈建议相关部门在此次地震的灾后重建计划中，考虑建立一个“5·12地震纪念馆”。首先，这将有利于人们永远纪念在地震中的死难者。其次，这也有利于后人永远铭记中国人民（特别是四川人民）在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强。

18日

在过去的一周里, 发生了太多的事. 在国外的学生写信来, 说很担心. 其实, 我们现在最能做的, 就是捐献, 祈福, 以及好好地为这个国家学习和工作.
地震检验了一个国家, 检验了它是否具有凝聚力, 检验了它是否对灾害具有快速的反应的能力.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国家做到了. 当然, 地震也让我们反思一些问题, 国际上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 "顺便"说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讽刺一下中国没有利用自己古老的预测地震的智慧. 批评是好的, 但请想想我们(你们)做了什么?让我们先想想自己有没有尽力.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都没有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现在, 中国需要的是奉献, 用钱, 用手, 用脑, 但首先应该是建设性的. 因为, 破坏性的, 比起地震已经不足为道了.

14日

我开着电视机，时况转播不断地重复着一些新的消息，一直到很晚很晚，仍然没有结束。除了捐钱，我不知道作为一个普通人还能够做什么。早上的新闻里，一个德阳的杂技团在为了奥运的演出后，捐出了所有演出收入，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至今没有与家人取得联系。千千万万这样勇敢而努力的人们，他们的行动是令人骄傲的。在这次地震中遭受灾害的人们，千万坚强啊！

12日

今年，中国已经发生多次自然的和人为的灾害。5月12日，四川汶川又发生了7.8级地震，灾害严重。在此，我仅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向灾区的人们致以慰问。我们应该相信，今天的中国已经强大，不仅是她的经济，更是她的人民。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当中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必须团结在一起，我们要让世界看到，中华民族是一个让人尊敬的民族。灾区的人们背后有中国人民！灾后，等中国人民整理好家园，我们奉献给全世界的，一定仍然是成功的奥运！

——城乡融合与社会互动中的劳动力流动

 蒋仕卿  陆铭  陈钊  佐藤宏*

摘要：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不仅直接阻碍了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且其负面效应还通过人际之间的决策的相互依赖性而放大，使城市化进程陷于低水平均衡。本文证实了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决策中存在着相互依赖，并且这种相互依赖的效应大小取决于村民之间互动的频率和类型。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国的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确处于低水平均衡。为了摆脱城市化的低水平均衡，除了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等政策之外，还需要在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方面实施“大推动”政策，并借助社会互动加速城市化进程。

关键词：城市化、劳动力流动、社会互动、同群效应

一、引言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在一次世界银行的会议上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进程既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利于集聚效应的发挥，成为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的动力，[1]但是，长期以来，在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之下，城市政府通过限制和阻碍城乡劳动力的流动来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从而使城市化进程受阻。[2]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尽管以每年1%左右的速率在提升，但是，相比于工业化的水平，城市化进程远为滞后。2007年末，以城镇人口比率计算的城市化比率只有44.9%，而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率已经达到88.3%。[3]

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不仅仅直接降低城乡劳动力流动，而且其负面影响还可能会通过人际之间的决策的相互依赖性而被放大，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和政策评估中被忽视了。我们的研究证实，农村居民的劳动力流动决策的确存在着相互依赖的效应(即同群效应，peer effect)，当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劳动力流动倾向时，这种负面效应还会通过村民间的相互影响而被放大，使得整个农村社区陷入劳动力流动的低均衡，并且有利于城市化的积极政策效果也难以充分发挥。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消除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不仅直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而且可以借助于社会互动中产生的“社会乘数”(social multiplier)，使得城乡劳动力流动摆脱低水平均衡，使城市化进程加速。

本文对劳动力流动和同群效应的研究也有所推进。传统的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更为关注个人、家庭和村庄特征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4]而最前沿的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已经转向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的相互依赖性，即同群效应。[5]在很多类似问题的研究中，基于社会互动和同群效应的“社会经济学”正在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兴奋点，但大多数研究都只是考察了线性的同群效应，我们的研究证实了同群效应的非线性形式，即同群效应大小还取决于村民之间互动的频率和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劳动力流动低水平均衡的性质，为推动城市化的政策建议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实证基础。[6]

本文第二部分是数据描述和变量定义，第三部分是实证模型和结果，在第四部分我们根据实证模型得到的参数模拟了劳动力流动均衡的性质，并提出了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政策。第五部分为总结。

……  ……

五、结论

    中国的低城市化水平和较高的工业化程度显得极不相称。城市化和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不仅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当劳动力流动决策存在着同群效应时，外在的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城乡分割政策就会通过社会互动放大其负面效应，使得劳动力流动率被长期“锁定”在低水平均衡中，而这将对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劳动力流动决策中存在同群效应，并且同群效应的大小随着社会互动的强度变化而变化，在信息交流上互动强度越高的家庭，同群效应的正效应越高，而在劳动力市场互动强度越高的家庭，同群效应的正效应越弱。

我们的实证研究为推动城市化的三类政策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上的依据。从传统的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说，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等手段能够促进农民外出打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通过促进村民之间的信息交流，以更完善的市场服务替代农村居民劳务上的互助，更有利于发挥劳动力流动决策中同群效应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促进农民外出打工。但是，政策模拟结果却显示，仅仅采用这两种政策，并不能大规模地提高农民的外出打工率，也不能改变目前劳动力流动率的低水平均衡。为此，我们需要提出第三类政策，即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融合的政治调整。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消除城乡分割政策和对农民工的歧视，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劳动力流动，更可以在同群效应的作用下，使得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摆脱低水平均衡，而这正是本文所强调的制度层面的“大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