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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经修改后以《乐见土地跨地区“交易”一举数得》为题，发表于《上海证券报》2008年3月12日。

 土地应跨地区“交易”

 陆  铭

 最近，袁志刚教授在几次一起讨论的时候，都讲到不能牺牲东部来追求区域间的平衡发展，我特别有同感。几天前，来自绍兴的学生告诉我，她了解的一些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大规模转向内地投资，因为当地似乎已经没有房地产获利的空间了。看来，袁老师担心的事──也是我担心的事──正在发生。

去年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专家咨询会上，我再次见到研究区域经济学的Indermit Singh Gill。当时，我们已经推荐他作为上海市政府组织的一次大型的长三角发展论坛的外方发言人，Indermit问我，到了上海讲什么。我说，你就讲讲有关经济集聚和城市规模的问题就行了。还有，要讲讲发达国家是在经历过了集聚和地区差距扩大之后，最终走向区域平衡发展的。只可惜，开会的前一天他突然食物中毒，未能如约赴会。

现在，中国在区域发展战略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通过政府的倾向内地的政策来平衡区域发展，比如说限制沿海地区的土地供给和劳动力向东部转移。另一条路是继续推进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聚，如果是这样，就应该放松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和沿海地区的土地供给。后一条路看上去是与区域平衡发展的目标相违背的，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短期现象，从长远来看，只有促进要素的地区间自由流动，才可能提高内地的人均资源拥有量，使区域平衡发展的目标得以实现。这就是法国、美国等国家走过的道路。当然，你可以说，我们不要重复那些国家的道路。但问题是，有没有一个国家是硬性地通过政府的“平衡发展”政策来实现平衡的？韩国认为，他们的“平衡发展”政策是成功的，可以向其他国家推广。但是，恰恰是首尔国立大学朴杉沃教授送给我的一本介绍韩国经验的书上有这样的数据，即使政府大力推行首尔的分散政策，首尔的规模仍然在长大。再看看日本，日本也曾经想分散东京的功能，结果是，当东京人口下降的时候，正是日本经济衰退的时候。最近几年，东京人口重新呈现出增长态势，日本的经济也增长更快了。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可能有人会说，平衡的问题就不重要吗？当然重要。问题是，如果通过行政方式降低了东部的发展，这样的平衡发展就是日本曾经走过的“蛋糕做小”的道路。这样的路可持续吗？为什么不可以在进一步通过集聚做大蛋糕的同时，来实现平衡发展的目标呢？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经济集聚已经做得过头了，不是！中国的经济集聚和区域间分工还远远不够。中国的真正问题是，当蛋糕做大了，怎么让内地得到更大的份额。实际上，是可以找到这样的机制的。

土地的跨地区交易就是一个既可以促进集聚，又可以帮助内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有效机制。我赞成政府通过总量管理来控制土地供应规模，也不反对保护耕地的总量指标可以按地区分解到每个省、市，但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允许内地省份将土地指标转让给沿海省份，不管是一次性有偿转让（相对于“卖”），还是长期的分享（相当于“入股”），内地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分享土地在沿海地区增值的收益。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事实上，中央政府只要管好耕地的总量，而土地指标的跨地区交易可以既让沿海持续发展，又让内地更多地分享发展的收益。对于沿海地区来说，如果有更多的土地供应，对于控制土地价格和房价都有利，也可以进一步发挥经济集聚效应。对于内地来说，通过将土地指标转让，比本地直接用地可以得到更高的收益。何乐而不为？

读者会问，那内地省份总是发展农业，是不是相对就越来越落后？不会。沿海地区的经济集聚，会带来更多的劳动需求，而这就可以使得地区劳动力也通过向沿海流动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即使对于那些没有流出的人们，他们人均所占有的资源数量就会提高，收入也会相应提高。而且，沿海地区集聚到一定程度之后，会自然进入一个产业扩散的阶段，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让这个阶段提早到来。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进一步集聚的过程中让内地也同样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土地的跨地区交易就是这样一个机制。以前，地区差距的扩大的确有经济集聚的因素在内，但关键问题还不是经济集聚本身，关键问题是我们没有合理而有效的机制使内地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明白了这些道理，政策方向就清楚了。第一，土地虽然在物理意义上不能动，但它作为一个数字是可以动的，政策要让这“不动产”在区域间动起来。第二，劳动力流动要更为自由，如果土地动了，劳动力不动，沿海地区必然过早出现工资上涨，而内地则仍然需要为大量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中央的地区间转移支付要投向更为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教育，不应简单地起均贫富的作用，更要避免投向一些内地缺乏比较优势的“项目”。如果这些都明确了，那么，最后就只需要一个“算法”来实现土地使用指标如何跨区域交易了。